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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起未成年人校园欺凌的恶性犯罪事件中,被害者与加害者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是留守儿童。贾健长期关注留守儿童问题,他在研究中提到,留守儿童是在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结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特殊儿童群体,其在刑事犯罪中具有双重身份,一是犯罪者的角色,二是被害者的角色。“加害性”与“被害性”、“犯罪预防”与“被害预防”涉及留守儿童与刑事犯罪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该院成立了“向阳花·润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致力于在县域内建立未成年人综合保护联盟,并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关岭未成年人保护格局。一方面,注重惩教结合,对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始终保持严惩高压态势,从严从重快捕快诉,对潜在的犯罪分子形成震慑,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帮教矫治100余次;另一方面,创新教育模式,常态化为未成年人开展法治教育活动24次,使5000余名学生接受法治教育,并积极促进“问题家长”履职,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监护令38份,推进“司法保护”关口前移。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2024年,关岭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将继续聚焦中心任务,全力抓好“检察护企”“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司法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加强法律监督,推进“四大检察”融合履职,提升法律监督质效,从实体、程序、效果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对此,出具这份判决书的诸暨市人民法院无疑难辞其咎。涉案的两份判决书中均记载:判决书作出之前,经诸暨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据多位原法官及现任法官介绍,司法实践中,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成员均应在判决书备案稿上签字确认。判决书草稿由主审法官或法官助理起草。也就是说,对于这份判决书而言,从直接起草者、主审法官到审判委员会成员,牵涉其中的法院工作人员均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