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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发生后,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再次下降,是否应该扩宽现有的刑法第17条第三款“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中的罪行种类,是否应该引入域外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如何真正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各方责任,如何健全并真正发挥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效果,如何解决现在专门学校数量少、矫正效果得不到保障等问题,这些都还在探索、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认为惩罚未成年人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但从根本上来看,预防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再次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预防体系的健全与最终发挥效用,需要整个社会协同发力,单靠法律界是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卡斯特罗表示,中国拥有千年文明,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是世界的榜样,也是洪都拉斯的重要伙伴。建交一年来,我们见证了中国致力于创新发展,共商全球性问题解决方案,极大助力全球减贫事业。洪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发展独立自主、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祝愿两国人民友谊长存。
一是抓实诉源治理市域布局。坚持把诉源治理放在社会治理、平安建设大局中部署谋划,市委召开诉源治理暨共享法庭建设推进会,连续两年将诉源治理工作列入“强基提能”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年重点内容,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法院主抓、单打独斗”向“党委领导、多元共治”转变。“万人成讼率”指标纳入全市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共同富裕示范区考核,并作为县乡“六比竞赛”内容进行晾晒,县(市、区)和乡镇(街道)的诉源治理属地责任不断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