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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劳动关系是企业、劳动者以及政府共同追求的目标,集体协商是协调劳动关系的最有效途径。工会积极联合相关部门,抓住集体协商这个协调劳动关系的‘牛鼻子’,多渠道有效预防和处理劳动争议,方向清晰、途径明确、措施有效,为不断取得新成效提供了坚实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全总工会理论和劳动关系智库专家冯喜良表示。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 通讯员 刘晓静)直播带货作为消费新业态逐渐引领潮流,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因利润分成引发的纠纷不断浮现。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案说法,解析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利润分成不明时的裁判规则。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2019年5月12日,刘某与某经纪公司签订《经纪合同》,约定经纪公司独家享有刘某演艺事业的经纪代理权,合同履行期限自2019年5月7日至2022年5月7日。 2019年8月1日,刘某与经纪公司签订《协议书》,因直播平台的变更,双方就利润分配进行调整,自2019年8月1日,刘某在A直播平台做直播节目,每月应完成的礼物额度任务为45万元。如果完成额度任务,刘某获得当月总礼物值的40%;如果超额完成任务30万元以上,另加奖励1万元;如果完成额度任务的60%(即27万元)以下,刘某获得当月总礼物值的35%;如果刘某未完成的额度在10万元以上,剩余部分由经纪公司充值完成,以确保完成平台任务。总礼物值是指刘某与粉丝互动所获得的数值,不包括经纪公司为刘某所刷礼物值。当月经纪公司所充值总款额的50%从刘某总后台数据的总款额中扣除,经纪公司因平台扣除产生的50%充值损失,由经纪公司自行承担。因此,刘某所获得礼物分成计算方式最终为:(总礼物值-经纪公司充值的50%)x40%或(35%),及超额完成30万元以上加奖金1万元,计算周期为每月。 2019年8月10日,A直播平台、经纪公司与刘某签订《解说合作协议》,双方就直播时间、结算标准、合作费用等进行约定。对于主播收益部分中平台打赏的礼物,A直播平台会按照40%-50%的比例收取服务费,剩下的返给经纪公司。一年后,刘某与经纪公司因为利润分成问题产生争议,刘某将经纪公司、股东孔某、第三人A直播平台诉至通州法院,要求经纪公司支付拖欠的直播费用95万元(包括礼物分成、薪资、广告推广费等)及逾期付款利息,经纪公司的股东孔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刘某主张的礼物分成,依照其与经纪公司协议,在扣除经纪公司所刷礼物50%后,双方未就刘某完成礼物任务为27万元以上、45万元以下时的分成比例进行约定,故法院以协议约定的中位值37.5%作为刘某的分成比例。 经核算,刘某应获得104万元的礼物分成款,核减经纪公司已支付的100万元,经纪公司尚欠刘某礼物分成款4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对于刘某主张的薪资、广告推广等收入,《协议书》约定归经纪公司所有,故该项诉求,法院未予支持。经纪公司的唯一股东孔某未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提示,合同中价款或报酬,是合同履行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出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形时,首先由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争取达成补充协议以弥补合同漏洞。如果仍不能确定,则应以鼓励交易、实现公平为目的,促使合法成立的合同继续履行。编辑 彭冲 校对 张彦君
针对办案中反映出的涉案企业内部管理问题,检察官多次前往涉案服装厂,为其问诊把脉、做法治“体检”,并提供针对性建议,引导建立完善财务管理、原材料出入库管理、边角料处理管理等内部规章制度。服装厂走上了依法合规经营的道路,不但从制度上堵塞了产品无序流出的漏洞,还实现了财务管理规范化、原料出入库电子化、边角料流转信息化。同时,该服装厂还积极引进新型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运用智能电脑制图设备,在传统制衣设备上陆续加装质量轻、功率小的节能装置,还将生产产生的边角料定期运往环保公司,制成环保面料循环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