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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学校能否切实落实?在我组织的调研中发现,部分教师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不愿选择使用教育惩戒权。有些校园欺凌者的家长在外打工,委托监护人大多为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隔代近亲属,他们的批评教育和警示谈话效果有限,很可能被谈话者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因此,如何给予学校、教师以政策、制度支持,让其愿意且敢于主动制止并报告校园欺凌现象;如何增强批评教育、警示谈话、警示教育、训诫的惩戒力度,使得对接受这些教育谈话的校园欺凌者产生震慑,不敢再犯;这些都还有待实践中作出探索完善。
第三,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发生后,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再次下降,是否应该扩宽现有的刑法第17条第三款“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中的罪行种类,是否应该引入域外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如何真正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各方责任,如何健全并真正发挥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效果,如何解决现在专门学校数量少、矫正效果得不到保障等问题,这些都还在探索、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认为惩罚未成年人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但从根本上来看,预防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再次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预防体系的健全与最终发挥效用,需要整个社会协同发力,单靠法律界是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
江海大道东延段建设投资大、施工难度高、工艺复杂,通州区委组织部先后抽调70多名年轻干部参与项目建设,张赟就是其中一员。专业门槛高,她白天在现场向专业人士请教,晚上梳理笔记、钻研业务;群众工作难,她一户一户跑、一个一个谈,确保正式施工前所有迁移全部到位;工期任务紧,她吃住在工地,和施工人员探勘现场,研究施工方案,为工程按期竣工、顺利通车作出重要贡献。去年3月,她被提拔为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习近平指出,中方欢迎瑙鲁成为又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愿同瑙方拓展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并为瑙鲁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卫生、青年等各领域交流,欢迎更多瑙鲁青年来华深造,愿在南南合作框架内向瑙鲁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援助。中方愿同瑙方加强在联合国、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多边领域沟通和协调,一道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