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为何容易成为校园欺凌的被害者与加害者?如何解读最高检的表态“对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等严重犯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成都公布的2024年中考政策明确“有校园欺凌行为不得推荐为指标到校生”,能否有效防范校园欺凌的发生?澎湃新闻围绕上述问题与贾健教授展开对话。
早春二月,吉林长春公主岭市,仍是春寒料峭,棕黑色的土地上,可见白雪零星。大榆树镇李家屯村,机械轰鸣,东西两侧地块,各有一台挖掘机在作业,一条2米深、近千米长的田间排水渠已见雏形。“咱这春播就要开始,得先把农业基础设施建成用好。”东兴隆合作社理事长李振军告诉记者。
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几乎都是护林员、护边员。民警们每次到不熟悉的路段巡逻,遇到林区救援任务,护边员就充当起“领航员”的角色。丛利民记得,有次要寻找一名走失的老人,“他就只是描述了一下自己旁边有个水坑、有块大石头,护边员就知道在哪里”。跟着护边员的脚步,丛利民在树林里走了两个多小时,高靴上满是泥泞。最终找到老人时,老人已脸色发白,“再晚一些可能就有危险了”。
来到高宁的办公室,书架上不仅有不同版本的思政课教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经典著作,还有记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计制造轻型旅客机历程的《“北京一号”上天记》等书籍,更有一些特殊的“物件”――不同历史时期的邮票、纪念钞等,这些都是高宁从各处“淘”来的“教具”。课上传阅时,学生们总是睁大眼睛,充满好奇。(撰稿:冉莲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