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搭建商会协会联合调解平台。出台促进涉企调解工作细则等制度规范11项,争取地方党政部门、行业协会和驻外商会支持,线下打造145家涉企共享法庭,聘请温商联络处主任、商会会长等担任庭务主任,引入工商联干部作为“亲清联络员”参与涉企纠纷调解,推进各商会分片区对涉企纠纷开展“属地调解”,2023年,联合调处涉企纠纷4304件,争议标的达2.26亿元,自主选择商会调解纠纷的企业数增加83.6%。商人纠纷商会解做法入选全国“工商联与人民法院沟通联系机制典型事例(2020-2022)”。
第三,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发生后,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应该再次下降,是否应该扩宽现有的刑法第17条第三款“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中的罪行种类,是否应该引入域外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如何真正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各方责任,如何健全并真正发挥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效果,如何解决现在专门学校数量少、矫正效果得不到保障等问题,这些都还在探索、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认为惩罚未成年人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但从根本上来看,预防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再次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预防体系的健全与最终发挥效用,需要整个社会协同发力,单靠法律界是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
张军说,中方对25日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22日,中方同阿尔及利亚、俄罗斯一道对美国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对比两项草案,可以看出区别所在。当前的草案态度鲜明,要求立即停火,前一份草案却拐弯抹角、含糊其辞。当前的草案要求无条件停火,前一份草案却为停火设置前提。当前的草案反映了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得到阿拉伯国家集体支持,前一份草案却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反对。两份草案分歧点,归根结底是要不要立即无条件停火,能不能允许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继续下去。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同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一样,从一开始态度就是非常明确的。无论是22日投反对票,还是今天投赞成票,都是基于中方一以贯之的立场和主张。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改革的动因。聚焦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是科学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的着力点。着眼突破“卡脖子”问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锚定美好生活向往,健全多层次社保体系、完善药品集采制度,改革含金量将化作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人民群众将更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着力解决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撰稿:卫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