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为何容易成为校园欺凌的被害者与加害者?如何解读最高检的表态“对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等严重犯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成都公布的2024年中考政策明确“有校园欺凌行为不得推荐为指标到校生”,能否有效防范校园欺凌的发生?澎湃新闻围绕上述问题与贾健教授展开对话。
呼和浩特市去年共对68家参与考核指标评价单位提出230余条精减改进建议,削减压缩开会、发文等评价条目350余条。“考核的初衷是为了提升工作质量,但是过于复杂的考核会让基层不堪重负。我们将继续通过对考核指标的‘瘦身’,防止‘材料考核’‘搭便车考核’等。”呼和浩特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宝力高说。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以陈戌源为例,在此前的年度反腐大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中,世人已经见识了此人的腐败“事迹”。比如,当选第六任中国足协主席前一晚,就收到60万“拜码头”钱。此后,在多家俱乐部的巨额金元攻势之下,陈戌源大肆受贿,高达数千万元。正如一审判决所称,陈戌源在中国足协任职期间,为多个足球俱乐部和地方足协在赛事安排、联赛晋级、裁判判罚等事项上谋取不正当利益。(撰稿:屠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