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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 通讯员 刘晓静)直播带货作为消费新业态逐渐引领潮流,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因利润分成引发的纠纷不断浮现。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案说法,解析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利润分成不明时的裁判规则。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2019年5月12日,刘某与某经纪公司签订《经纪合同》,约定经纪公司独家享有刘某演艺事业的经纪代理权,合同履行期限自2019年5月7日至2022年5月7日。 2019年8月1日,刘某与经纪公司签订《协议书》,因直播平台的变更,双方就利润分配进行调整,自2019年8月1日,刘某在A直播平台做直播节目,每月应完成的礼物额度任务为45万元。如果完成额度任务,刘某获得当月总礼物值的40%;如果超额完成任务30万元以上,另加奖励1万元;如果完成额度任务的60%(即27万元)以下,刘某获得当月总礼物值的35%;如果刘某未完成的额度在10万元以上,剩余部分由经纪公司充值完成,以确保完成平台任务。总礼物值是指刘某与粉丝互动所获得的数值,不包括经纪公司为刘某所刷礼物值。当月经纪公司所充值总款额的50%从刘某总后台数据的总款额中扣除,经纪公司因平台扣除产生的50%充值损失,由经纪公司自行承担。因此,刘某所获得礼物分成计算方式最终为:(总礼物值-经纪公司充值的50%)x40%或(35%),及超额完成30万元以上加奖金1万元,计算周期为每月。 2019年8月10日,A直播平台、经纪公司与刘某签订《解说合作协议》,双方就直播时间、结算标准、合作费用等进行约定。对于主播收益部分中平台打赏的礼物,A直播平台会按照40%-50%的比例收取服务费,剩下的返给经纪公司。一年后,刘某与经纪公司因为利润分成问题产生争议,刘某将经纪公司、股东孔某、第三人A直播平台诉至通州法院,要求经纪公司支付拖欠的直播费用95万元(包括礼物分成、薪资、广告推广费等)及逾期付款利息,经纪公司的股东孔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刘某主张的礼物分成,依照其与经纪公司协议,在扣除经纪公司所刷礼物50%后,双方未就刘某完成礼物任务为27万元以上、45万元以下时的分成比例进行约定,故法院以协议约定的中位值37.5%作为刘某的分成比例。 经核算,刘某应获得104万元的礼物分成款,核减经纪公司已支付的100万元,经纪公司尚欠刘某礼物分成款4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对于刘某主张的薪资、广告推广等收入,《协议书》约定归经纪公司所有,故该项诉求,法院未予支持。经纪公司的唯一股东孔某未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提示,合同中价款或报酬,是合同履行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出现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形时,首先由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争取达成补充协议以弥补合同漏洞。如果仍不能确定,则应以鼓励交易、实现公平为目的,促使合法成立的合同继续履行。编辑 彭冲 校对 张彦君
刑事侦查工作中,命案积案因时过境迁、疑踪难觅而侦破难度极大,命案逃犯人间蒸发,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面对如此艰难的任务、面对早已发黄的卷宗、面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何处打开这场命案攻坚行动的突破口显得尤为重要。“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将其绳之以法,否则无法给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专案组的刑警们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