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发生后,如何做到更好地预防、减少乃至杜绝此类事件发生,专家学者往往会发表自己的见解,民众也会借助各种媒体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专业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专家意见更为专业,但也应该让民众参与其中,因为这也涉及民众切身安全的社会问题,大家当然都有权利发声,因此,需要一个开放性的商谈平台让大家公开交流,不能因为民众意见不专业,就不屑一顾,也不能因为专家意见“不中听”,就对其网络攻击。最近的几起未成年人恶性事件发生后,我观察到专业人士和民众之间,甚至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实务部门和学者之间都是有隔阂、对立乃至有冲突和分裂的迹象,这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共识的达成,我想最终的解决方案一定是取得了主流社会认同的方案,而不会是个别专家学者或者持偏激观点的民众意见。
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几乎都是护林员、护边员。民警们每次到不熟悉的路段巡逻,遇到林区救援任务,护边员就充当起“领航员”的角色。丛利民记得,有次要寻找一名走失的老人,“他就只是描述了一下自己旁边有个水坑、有块大石头,护边员就知道在哪里”。跟着护边员的脚步,丛利民在树林里走了两个多小时,高靴上满是泥泞。最终找到老人时,老人已脸色发白,“再晚一些可能就有危险了”。
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的分量。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例。2015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公开通报一针见血、直指病灶。习近平总书记给予肯定,认为督察“发现了问题,敲响了警钟,提出了要求,明确了整改方向”。当地立行立改,推动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以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突破口,实施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通过更有力的举措保护和修复生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环境,使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正是始终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深化改革带动相关领域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实现“当下改”与“长久立”的深度融合、高效联动。
“针对商业活动场景需求,健全细化数据跨境传输制度就极为重要。《规定》侧重针对特定场景的业务需求,在不包含个人信息或者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允许国际贸易、跨境运输、学术合作、跨国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等活动中产生的数据出境活动不适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标准合同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机制。”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王锡锌说,此种豁免情形无疑为中国企业出海开展跨境业务提供了极大便利。(撰稿:诸娇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