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还回应了数据跨境实践中有关重要数据认定困难的合规难题。实践中,一旦涉及重要数据出境活动,就需要严格适用特定的数据跨境传输制度。但是,企业有时因其自身业务合规水平有限,对于重要数据的识别标准和认定范围难以准确把握,往往无法确定数据跨境传输活动是否需要适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等制度。
深入落实最高法“一号司法建议”“二号司法建议”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拓展参与社会治理方式手段,延伸审判职能,加强综合治理类司法建议制发,引导法官以案为据、“靶向开方”,有效发挥司法建议“社会啄木鸟”作用。围绕为法治政府建设“出良策”,向辖区公安局、住建委、城管委及街道办等党政机关发送司法建议,敦促完善行政决定文书、执法程序不严谨,处理应诉不规范等问题,推动提升执法质效、降低执法争议发生率。结合涉金融领域典型案例,为某银行针对性制发司法建议,强化银行预警,堵塞监管漏洞,获得高度认可。对某街道办事处提出妥善处置房屋拆迁剩余还迁面积凭证认定的建议,在“我为天津高质量发展献计策”合理化建议活动中获评“优秀金点子”奖。
2023年10月,在该院的帮助下,一宗司法救助案画上圆满句号。罗奶奶的儿子、儿媳因卖掉两岁的亲生女儿偿还赌债,被判了刑。而后,两个年幼的孩子只能与罗奶奶相依为命。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该院迅速启动救助机制,为罗奶奶一家申请司法救助,以“一案一委托”的形式,将“大水漫灌”的一次性救助变为“精准滴管”的分期救助模式。关岭农商行代管司法救助金,并签订账户监管协议书,以确保司法救助金用在孩子身上。
第一,根据现有刑法条文,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如果成立的话,在现有的法定刑幅度内又如何裁量。这是法律问题,不以民意和专家学者意见为转移的。此类事件发生后,有专业人士呼吁责任不在犯罪嫌疑人,而是家庭、学校和社会没有管教好,认为犯罪嫌疑人也是被害人,要将之释放,或者认为这些未成年人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而很多老百姓则发声要将这些实施了恶性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判处死刑或者把他们关到监狱中,终身不得减刑、假释。实际上,这些声音都不会影响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的审判。(撰稿:窦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