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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快乐,更要记录快乐。白艳平是球队的边锋,更是球队的专属摄影师。每次比赛,她都选择后上场,先在一旁用手机抓拍队友们的精彩瞬间。赛后,她将拍摄的视频和照片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和网友们分享球队训练、比赛的点点滴滴。“视频浏览量最高的一期有上万人次观看,还有很多网友留言要加入我们,或者约一场比赛。”白艳平说。
贾健:从完善处罚措施的角度上说,成都市教育局的做法也是一种积极探索,但我个人认为这一做法的效果有待观察,校园欺凌不但包括用公然、明显的方式进行的直接欺凌,例如殴打、辱骂等,还包括以不易被发现的方式进行的间接欺凌,包括关系欺凌、网络欺凌等。实际上,校园欺凌的发生率是很高的,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47.6%的留守儿童曾经遭遇过校园欺凌。如果根据成都市教育局的规定,在不区分校园欺凌的种类、轻重的情况下,可以想象,一旦严格实施的话,可能会有大量初中生被排除在外,另外,如何认定某生实施了校园欺凌?所实施的校园欺凌是否要区分严重程度?在实质利益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是否给行为人以申诉的途径?教育局是否做好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大量相互举报现象?这些问题可能都还需要考虑。
宝格达山人迹罕至,常住人口只有490多人。走访群众、和群众唠嗑,让这群年轻民警感到不再孤单。谈起自己负责的7户16口居民,丛利民如数家珍。“燕姐,您母亲这两天走了呀?”“嗯呐,去城里住几天。”丛利民走进辖区居民唐燕家的小院,两人热络地聊起天来。唐燕今年50岁,在她的印象里,她的父母和辖区民警的关系就很好,“这样的感情维系了几辈人,一直延续至今”。
第一,根据现有刑法条文,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如果成立的话,在现有的法定刑幅度内又如何裁量。这是法律问题,不以民意和专家学者意见为转移的。此类事件发生后,有专业人士呼吁责任不在犯罪嫌疑人,而是家庭、学校和社会没有管教好,认为犯罪嫌疑人也是被害人,要将之释放,或者认为这些未成年人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而很多老百姓则发声要将这些实施了恶性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判处死刑或者把他们关到监狱中,终身不得减刑、假释。实际上,这些声音都不会影响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