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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赔偿金额,修文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贵州某某科技公司主张要求因侵权损失及维权费用共200000元,但未能充分举证证实其因案涉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具体经济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得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相关条款,综合考量案涉商标知名度、影响力、商品类型、品牌助农贡献率、被告侵权主观故意、行为性质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贵州某大型超市赔偿原告贵州某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20000元。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全国各级法院去年收案同比增长15.6%,法官人均办案357件。面对如此繁重的审判任务,法院开展诉源治理,是不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调研组欣喜地看到,陕西法院在省委领导下,走出了以诉源治理促纠纷下降、以更多精力促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之路,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咸阳市乾县人民法院城关人民法庭、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共享法庭携手工会、妇联、残联、律协、调委会、物业管委会等单位,全面拓展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网络,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把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防止于未发。视频连线中,咸阳市长武县人民法院反映,通过诉源治理把人均办案数由2022年的171件降到2023年的139件。张军指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的重要指示,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携手更多单位做实诉源治理,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源头,减少生产、经营、生活成本,最终让老百姓获益。“埋头办案只能疲于奔命,质效也很难保证。案件多,就要思考怎么从源头解决,以个案办理强化审判职责,促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要用好法答网、案例库,通过典型案例、示范庭审、普法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人民调解、行业专业调解的解纷水平,由点及面更实推进诉源治理工作。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震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了8件依法惩治行贿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中,受贿人行贿人均被依法惩处,彰显司法机关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坚定立场。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加大惩治力度,保持高压震慑。杨某昌行贿案,被告人为谋求黑恶势力“保护伞”,多次行贿、向多人行贿,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正义;谭某云、吴某莲行贿案,被告人行贿2000余万元,系巨额行贿,司法机关坚持依法严惩,彰显了始终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常在的鲜明态度。二是突出打击重点,精准有效惩治。李某行贿、诈骗案,被告人为骗取社保基金而行贿;胡某亭行贿案,被告人为推销医用耗材而行贿;宋某毅行贿、受贿案,被告人为职务提拔而行贿;杨某文行贿、偷越国(边)境案,被告人为违法获批暂予监外执行而行贿,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处,释放了加大对重点领域行贿犯罪惩处力度的强烈信号。三是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杨某文行贿、偷越国(边)境案纠正了违法获批暂予监外执行的不正当利益,高某梅行贿案追缴了1亿余元犯罪所得,张某虹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明确了二审可以增加追缴犯罪所得判项,体现了司法机关坚决追缴和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鲜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