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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学校能否切实落实?在我组织的调研中发现,部分教师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不愿选择使用教育惩戒权。有些校园欺凌者的家长在外打工,委托监护人大多为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隔代近亲属,他们的批评教育和警示谈话效果有限,很可能被谈话者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因此,如何给予学校、教师以政策、制度支持,让其愿意且敢于主动制止并报告校园欺凌现象;如何增强批评教育、警示谈话、警示教育、训诫的惩戒力度,使得对接受这些教育谈话的校园欺凌者产生震慑,不敢再犯;这些都还有待实践中作出探索完善。
“1986年的创作到今天,对我来讲好像昨天一样;怎么会有这样旺盛的生命力,我自己都很难解释”,赖声川坦言,《暗恋桃花源》是一个让观众开窍的戏,原来在舞台上可以这样玩,艺术可以是这样。“尤其我们发现,对很多人来讲,如果《暗恋桃花源》是他们看的第一部戏,会觉得非常非常幸福。它可能会有点门槛,但它亦庄亦谐,让人回味无穷。”
一是增强共享法庭治理支点作用。全面推动全市3488家镇街村社共享法庭融入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体系,35个乡镇共享法庭入驻“共享社•幸福里”建设重点单元,以平台贯通、功能贯通、体制机制贯通为路径,将司法服务进一步延伸到社会治理的末端,实现群众烦心事在“15分钟功能圈”内解决。瑞安胜丰、平阳笠湖等地依托村委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借助属地乡贤等力量,加强基层纠纷调处和法治宣传,打造村社共享法庭样板。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