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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民营经济促进法》需要反映企业发展的时代需求,需要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高水平开放进程相适应。他建议要从法律上明确以下几点内容:将民营经济定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赋予长期稳定、合法的法律地位;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保护民营资本作为立法的重大任务;要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规范政府的行为。
“可以说,村(居)专职人民调解员的配备是‘一子落地、满盘皆活’,激发了人民调解制度活力,筑牢了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第一道防线’,完善了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升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夯实了党领导下基层社会治理根基,为全国基层人民调解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贡献了贵州探索经验。”贵州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魏华松说。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