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搭建纠纷多发领域协同治理平台。针对金融借款、房地产、买卖合同、建设工程等多发案由,中院与市政府召开府院联席会议形成纪要,倡导采用事先约定仲裁条款、赋强公证等举措,推动纠纷多元化解。在全国首创“预查废”机制并制定规程指引,打造小微金融“1+X解纷全链路模块”,全市法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收案数从2015年最高值13479件,逐步降至2023年2466件,龙湾法院金融纠纷“1+N”解纷工作法入选全省新时代“枫桥式工作法”。积极引导群体性纠纷通过个案先行示范诉讼、示范调解,通过示范性裁判促成6000余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3000余起物业诉前化解,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留守儿童为何容易成为校园欺凌的被害者与加害者?如何解读最高检的表态“对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等严重犯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成都公布的2024年中考政策明确“有校园欺凌行为不得推荐为指标到校生”,能否有效防范校园欺凌的发生?澎湃新闻围绕上述问题与贾健教授展开对话。
针对在干部考核中各部门联动不畅、信息“孤岛”等问题,桐庐县探索建立“上下贯通、左右兼顾”的考核评价信息数据收集机制,推动纪检监察、信访、责任审计等信息融合运用,切实运用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分析,全面了解干部综合表现,推动考核评价更加客观公正、精准高效。
现在的问题是,学校能否切实落实?在我组织的调研中发现,部分教师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不愿选择使用教育惩戒权。有些校园欺凌者的家长在外打工,委托监护人大多为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隔代近亲属,他们的批评教育和警示谈话效果有限,很可能被谈话者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因此,如何给予学校、教师以政策、制度支持,让其愿意且敢于主动制止并报告校园欺凌现象;如何增强批评教育、警示谈话、警示教育、训诫的惩戒力度,使得对接受这些教育谈话的校园欺凌者产生震慑,不敢再犯;这些都还有待实践中作出探索完善。(撰稿:倪冠刚)